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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国能够崛起并最终统一六国，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其中的核心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当时的诸子百家争鸣，各家思想百花齐放，最终在这场思想的角逐中，脱颖而出的是谁呢？毫无疑问，答案是——法家思想。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极为显著的文化现象，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多种思想体系相继涌现，而其中法家思想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儒家思想最终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主流文化，并在后世继续发扬光大，但必须指出，儒家思想并未曾在当时真正以一种原汁原味的方式在国家层面上实行过。
展开剩余83%反观法家思想，它不仅成为了国家的主流思想红盘策略，更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彻底实施，特别是在秦国，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和李斯，利用法家理论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商鞅无疑是法家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商鞅的历史地位在史学界有着极为复杂的评价，毛主席曾作出相对中肯的评价：“商鞅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深刻理想主义精神和为国富民的热忱”。然而，商鞅的死亡至今仍然备受争议。有些说法认为他死于自己所创设的车裂之刑；另一些则认为商鞅是死于秦惠公之手。真正的事实则是商鞅死于秦孝公之手，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
学者们普遍认为商鞅之死与他自己的个性密切相关，商鞅的狂妄与极端行为往往使他与周围的政治人物产生了冲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有过一番独到的评价，认为他“天资刻薄”，此言可见商鞅虽然极具才干，却在道德和人格方面存在显著的瑕疵。
例如红盘策略，在秦孝公刚开始对商鞅的改革表示怀疑时，商鞅毫不客气地表示：“聪明的人可以预见未来，而愚昧的人则无法看清楚前路。老百姓都是愚昧的，变法是聪明人做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与他们商量？不行的话就强制执行，反正只要有好的结果就可以。”这番话可见商鞅对民众的轻蔑，也显现出他极为高傲的个性。而正是这种强硬、果断的态度，最终打动了秦孝公。
根据史料记载，秦国在秦孝公登基之初，国家非常弱小，连一些小国都敢欺凌它，形势堪忧。正所谓“穷则思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孝公对改革的需求日益强烈。然而，秦孝公对于如何改革、改革到何种程度仍然模糊不清。商鞅的出现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方向，使得秦孝公可以凭借商鞅的法家思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商鞅变法的核心在于奖励平民与奴隶的贡献，同时严惩犯罪分子。他提出，表现出色的奴隶可以通过功勋消除奴籍，平民则因在军事上的贡献获得爵位。而对于罪犯，商鞅则设立了极为严厉的刑罚，包括削鼻、断手、断脚等。为了验证改革的效果，商鞅在南城门立起了一根木杆，宣称谁能将木杆抬到北门，就能获得五十两黄金作为奖励。经过几天的议论，终于有人勇敢地尝试并成功拿到了奖励。这一事件有效地证明了商鞅改革的真实性，也让百姓信服了新法，从而顺利推行。
商鞅的改革虽然顺利展开，但也因此树敌无数。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的改革几乎无所不能。甚至当秦孝公的儿子犯了罪时，也必须遵循商鞅的法律，结果商鞅毫不留情，将秦孝公的儿子嬴虔的鼻子割去，以此警告那些反对改革的势力。这一手“杀鸡儆猴”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秦国的反对声音迅速消失，商鞅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然而，随着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好运也到头了。商鞅因改革得罪了大量贵族，失去了秦孝公的庇护。虽然商鞅预感到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波，开始计划逃回老家，但最终仍未能逃脱命运。商鞅在逃亡途中被逮捕，最终被施以极为残酷的五马分尸刑，至此，他的改革成果也随着他的死亡黯然终结。
商鞅的死，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更深层次的是一场政治谋杀。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秦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变。秦孝公生前通过变法使秦国逐步强大，而死后的秦孝公则成了商鞅的最大“杀手”。商鞅的死，恰如其所创的法治一般，严苛且冷酷无情。
从政治家的角度看，秦孝公无疑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他知人善任，任用了商鞅这位有才之士，帮助秦国完成了从弱到强的蜕变。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商鞅不可能执行那样极端的改革，尤其是在涉及到王位继承时，秦孝公能够主动让商鞅回家种地，这种宽容与容忍正是他出色政治家的体现。然而，一旦秦孝公死去，商鞅面临的政治局势立刻变得复杂起来，政权的转移使得商鞅成为了被牺牲的对象。
商鞅的死虽然因其所创的法律制度而最终成为历史的牺牲品，但也正是商鞅和秦孝公的合作，推动了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后来的统一基础。商鞅的法治思想，至今依然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法律体系，虽然对他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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